疫情防控 警惕被恐懼綁架理性

劉國恩 原創 | 2020-02-04 13:21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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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肺炎“阻擊戰”

  庚子年不易。

  2020年1月13日,我和家人前往日本短期休假,順道在神戶大學做講座。沒過幾天,突發的武漢肺炎疫情,打亂了預定的回程時間,于是決定再滯留幾日。然而,身在日本,心系國內疫情,睜開眼睛,鋪天蓋地的網絡信息無一不是關于處于全國總動員的武漢肺炎“阻擊戰”。此次疫情正在演變為一場全國、甚至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

  過幾天就要回國了。朋友告訴說,今年的最佳禮物非口罩莫屬。于是,去東京的商店購買口罩,發現因國人狂購,大多數商店不得不限購了,以保障更多人能夠買到。之后來到名古屋,以為可以多買點,結果仍然是每人限購5包?磥,恐懼已越過國界,開始在日本蔓延.... .新聞上說,美國華人社區的恐慌行為也大同小異,只是還沒限購。

  觀察親朋好友的當前反應,好像除了武漢肺炎病毒,生活中的一切都變得不值一談,似乎要社會上下“不惜一切代價”徹底清除這個瘟神,才能安心度日。手機刷屏各路關于新冠病毒的消息,已經成為當下人們惶恐中最忙碌的事。民眾恐慌情緒日益劇增,令人喘不過氣來,已難以分清究竟多少是關于肺炎病毒的理性認知,多少源于眾人的集體恐懼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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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脅到底有多大

  此次新冠病毒究竟有多嚴重,對人類生命的絕對威脅到底有多大,截止目前,無人確知,也許永遠也無法知曉。因為它是個不確定性的新型冠狀病毒物種,沒有已知的風險概率函數可資分析;又因為個人、社會、政府交叉進行舉國上下的各種干預,對其開展干預評估和科學認知的歸因分析變得幾乎不可能。

  不過,作為健康經濟學家,我仍然好奇人類在過去應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或不確定性事件的經驗行為,是否能夠映射當前人們的認知,從而對采取更為理性和有效的防控措施有所啟示。從歷史上看,人類最近一次的災難性公共衛生事件當屬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H1N1甲流),它導致全球超過5億人感染,估計有2500-5000多萬人喪生,死亡率高達6%左右。進一步分析發現,超過百萬級死亡的地域大多都分布在亞非拉的貧窮國家,當時這些國家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診療能力極度有限,應該是導致死亡率高的主因。如果進行同期疾病的對比分析不難看出,當時全球平均嬰兒年死亡率高達26.9%,年均嬰兒死亡總數為1600多萬,兩年死亡也超過3000多萬。如今,得益于現代醫學技術的進步,全球嬰兒死亡率已大幅降低到2.9%以下。不難想象,如果那次大型甲流發生在今天,結局應該大不相同。事實上,2009、2013相繼發生的H1N1甲流所造成的災難性結果相對更低正表明了這一點。

  再回到當下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人們在初期極度恐慌其難以琢磨和逃避的不確定風險,自然無可非議。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一些常識:即面對某些可以部分防控的常見疾病,其實際死亡風險也不小。根據國家疾控中心2019年底的官方統計:中國每年常規流感超額致死人數為8.8萬。那么,保守估計,流感高發季節的平均每月致死人數不會低于1萬。因此,就實際發生的災難性結果而言,常規流感仍然是目前新冠病毒致死規模的百倍量級。

  還有,隨著觀察時間的延長,大家對新冠病毒的認知也在增加。1月28日,我曾仔細看了美國衛生部會同CDC主任和頂尖流行病科學家共同召開的官方發布會,根據評估大型傳染性疾病嚴重程度的三個核心指標(致死率、傳染率、潛伏期),美國衛生部長Alex Azar報告了武漢肺炎的致死率在3%左右,并且因為大量較輕的患者未能檢出,這個數字仍然具有較大的高估偏誤。事實上,今天30日公布的全國死亡率已降到2.2%。第二是傳染率,根據目前公開發布的科學數據顯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平均傳染人數為1.5-3.5(即R0值),1月29日剛剛發表的《新英格蘭醫學雜志》論文的估計值為2.2,均顯著低于我們熟知的幾大傳染。郝檎睿12-20);天花(3.5-7);流感(2-4);SARS(2-5)。第三,潛伏期,目前中外專家一致的估計是不超過14天,因此大多患者應該接近和過了潛伏期。據此,如果感染率不再增加,有專家稱這可能預示著武漢肺炎疫情開始平穩或下行的拐點。

  話雖如此,我也時有困惑:以上數據都是已經發生的事,而武漢肺炎病毒是全新的物種,具有未知的不確定性,誰能保證這個巨獸不會突然完全失控、肆虐人類呢?不過,對于還未曾發生的事,誰也無法給出肯定答案,恐懼正是來源于這種不確定性。盡管如此,我們是否就該“不惜任何代價”防范可能具有災難性的小概率事件呢?封城,作為重災區的武漢也許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舉,但所有其他城市又該如何采取諸如停產、停運等對社會經濟的“休克式”療法呢?對此,我想應該引起各級政府和社會上下足夠的全面思考和從長計議,畢竟我們還有太多其他的重要工作需要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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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理性決策

  面對全新風險,有危機意識、爭分奪秒,積極作為本不錯,但一事會伴生多事,顧此失彼的麻煩可能更大。其實,不僅是應對公共衛生事件,即使在社會事務與企業管理中,但凡涉及處理不確定性事件的責權比較大時,當事人往往因為恐懼、無知、或免責意識而選擇過度校正,但由此付出的代價最終得由大家一起買單。因此,凡事“貴在有度”,所謂科學決策就是要對不同行動選擇的利弊進行全面、客觀的權衡,從而提高集體行為的理性程度。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人類“不惜任何代價”去規避某個風險或解決一個問題,既不明智也不現實。因為人類資源的稀缺性,任何事情的資源投入都將隨著規模的擴大而受到經濟學“邊際效益下降”鐵律的約束。如果“攻其一點、不計其余”,為眼下一件事配置過多的資源,必然付出擠占其他資源從而增加更大風險的代價。有人說,生命勝于一切,生命無價。真是這樣嗎?如果生命無價,如何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之說?在現實社會中,為何還有不少人愿意從事高風險的工作,只要能得到足夠高的補償性工資呢?答案在于經濟學的道理:勇夫還有包括養家糊口在內的其他諸多經濟目標訴求,所以考慮并權衡高風險工作的經濟得失就是理性選擇的表現。人類的生命健康固然重要,但得有經濟基礎的支撐;反過來,更好的生命健康又促進經濟增長。

  縱觀人類發展的演進,其實就是伴隨風險成長的歷程:與風險共生,并逐漸認識和降低威脅生命的新舊風險。尤其是農業文明以來,人類與傳染病的抗爭可以說是自身發展的主旋律之一。不僅如此,非傳染性的風險也不陌生,并越來越成為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以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為例,國內交通事故每月致死約1萬人,政府不斷提高交通安全要求和出臺新規章,但并未完全限制出行;藥物不良反應每月致死為約1.5萬人,醫院不斷加強用藥安全措施和提高醫療水平,但并未全面干預個人用藥;霧霾等空氣污染致死率更高,人們不斷改善空氣質量,但除了舉辦大型國事外,并未全面停止排污的種種生產活動。簡言之,人們面對長期伴隨的眾多威脅生命的風險活動,除了采取理性、必要的防護措施,并未自我恐懼,社會秩序并未打亂。其實,只要經濟活動不停,日子就能如常,并還能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然而,如何解釋上述的人類悖論行為?也許生物行為心理學能夠提供一些線索:人類物種對習以為常的風險逐漸熟悉,并學會淡定應對,行為科學稱之為“預警疲勞”(alarm fatigue);但對未知物種的侵襲本能反應一般是超度緊張,從而采取超度行動,以期規避損失(loss aversion),其中當然不乏理性和非理性的交互作用。有意思的是,在應對新舊物種入侵時,人類并不比動物理性多少:接受與熟悉物種的共生共存,雖然風險依舊;對新物種的到訪則極盡全力要么除之,要么逃之,或嚇尿自己。這讓我再次思考人類與低等動物的本質區別。如果說人和動物都具有貪生怕死的本能,而根本區別在于人類能夠理性思考的話,那么人類似乎并未總是很好發揮了自己的長處,尤其是在處理突發應急風險的關鍵時刻,我們的原始本能所致的恐懼往往占據上風。不幸的是,恐懼正是愚蠢行為和放大災難的罪魁禍首。

  如同自然界的恐懼行為一樣,人類的社會經濟行為也不乏因為自我恐懼而作繭自縛。始于1929年的那場全球經濟大危機,盡管導致危機的原因非常復雜,人們因恐慌而釀成全社會的銀行擠兌,是造成美國銀行業塌方式倒閉的決定性原因,并從而引發投資、就業、收入的大規模惡性連鎖反應。所以,為了阻止經濟大規模的持續下滑,唯有從消除眾人的恐懼、恢復信心開始。對此,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3年初的就職演講中說:“我們唯一應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這是一種難以名狀、盲目沖動、毫無緣由的恐懼,可以使人們轉退為進所需的努力全部喪失效力”。

  很多時候,恐懼源于人們對事物的不了解和不確定性,而非事物本身。一個社會的成熟在于如何控制危機中的恐懼程度,需要淡定應對而不慌亂,全面考慮而不顧此失彼。今天的中國,正在歷經跨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關鍵階段。一方面,國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在不斷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國際社會的要求隨著中國規模的增大而不斷提高。更重要的是,現代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導產業,其對人、財、物、以及信息資源的有效流動要求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因此,在應對當前新型冠狀病毒的“阻擊戰”中,如何全面科學的權衡城市管控和資源流動的利弊得失,是考驗各級政府決策和社會大眾行為是否能夠更為理性、成熟的重大挑戰和難得的學習契機,也是一道關于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和高質量增長的重大命題。

個人簡介
劉國恩教授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主任;北京大學中國醫藥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劉國恩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為健康與經濟增長,醫療體制改革,以及醫藥經濟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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