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個世界需要了解香巴拉

龍安志 原創 | 2020-05-18 20:17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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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契機促使您決定創作這本新書?如果讓您給讀者寫新書閱讀推薦語,您想告訴讀者什么?

  我認為現在的中國生態文明是很多國家都可以學習而且應該學習的一個樣本,現在的很多西方國家發展經濟不考慮環境,只考慮資本市場,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是自我毀滅的模式,在這種時候,我們需要了解香巴拉概念的經濟模式。

  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夠通過閱讀我的書,重新考慮現在的經濟模式,以及我們現在的生意投資方式。做生意和投資不應當建立在破壞環境的基礎上,應該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治理環境、保護環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完善民眾醫療服務,這都是投資機會。從投資污染能源轉變為投資綠色環保的清潔能源,只有選對了出發點,我們才能做出一系列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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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新書中將香巴拉與經濟學聯系在了一起,呼吁經濟體系改變以及環境可持續發展,您認為亞洲文化、中國文化與經濟學的結合的理念,能否跨越大洲和大洋,給世界各地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改變帶去影響?

  我認為此次疫情危機當然有可能讓西方各國乃至全世界所有國家重新思考他們原來的價值觀念。香巴拉的理念在西方也曾受到過關注。1933年英國的詹姆斯·希爾頓寫了一本書叫《消失的地平線》。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正值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經濟大蕭條,老百姓對資本市場、唯物主義和西方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有著重重疑問和不滿,當人們認為政府和資本論沒辦法解決問題時,他們便將視線從物質文明投向了精神文明!断У牡仄骄》講述了香格里拉(即香巴拉)秘境,這個地方在當時成為了讀者的精神家園,讀者在書中感受到了與自然和平相處,無欲無求的“人間天堂”,喚醒了讀者對一個純樸而又未被文明污染的精神家園的渴求。

  今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暴發,使真相水落石出,西方所推崇的“人權”是虛偽的,政府不考慮每個人所具有的社會價值,而是直接放棄救治老年人,為了維持股票虛擬經濟的發展而重點保護年輕人。這樣的政府不是為社會服務,而是為資本逐利服務,我認為這樣的時代甚至可以稱為“魔鬼時代”。相比之下,中國平等救治每個生命,體現了真正的人權,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同時也挽救了大量生命,同時實體經濟也開始逐漸得到恢復。

  由此可見,當年的經濟大蕭條促使人們開始考慮轉變原本的價值觀念,而現在的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價值觀破碎,也是同樣的契機。美國等西方國家多年盲目追求資本的經濟模式,就如同草原上的干草垛,而疫情的暴發就是一顆落在了草垛上的火星,瞬間把之前埋下的隱患全部點燃,星火燎原,引發新的西方經濟危機,這將使人們在疫情中重新思考他們國家的經濟模式和價值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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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認為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香格里拉的概念有著什么樣的共通之處?

  “香格里拉”其實是“香巴拉”的拼寫錯誤。香巴拉是一個很古老的理念,存在于印度教、佛教、道教等亞洲文化當中,而它背后是一個天人合一的傳奇故事:人類建造城市時會破壞環境,同時還有很多的災難,包括瘟疫、戰爭等,最后人類才明白不能以彼此為敵,也不能只依據城市發展需要來生活,必須有一個更廣、更包容的思維方式,使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F在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生態文明理念,將古時的香巴拉概念落實到了現代生活當中,兩者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香巴拉的概念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個巨大的聯網,無論發生任何事情、影響了任何人,最終所有人和事都會因此受到影響。今年暴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從中國政府做出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中國不只是對自己的人民負責任,對全世界的人民也負責任。這體現了一個更包容的思想,不僅僅為自己、為本國考慮,同時也為整個世界的安?紤],而這也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考慮包容一切,為了全人類的生存一起努力,實行單邊主義不是可持續發展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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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對您未來尋找香巴拉之路有什么工作計劃和著書創作計劃?

  我最近在進行新的探險和拍攝,目前的探險系列叫《尋找蓮花生大士》。蓮花生大士是公元八世紀的一個非常有名的人物,他被認為是密宗的創作者。同時我在經過研究之后認為,他是一個可以代表“一帶一路”特色的人物:他出生在巴基斯坦,曾住在印度、尼泊爾、不丹、孟加拉以及中國西部,因此這些國家都認為他是本國歷史的一部分。我覺得貫穿多國歷史和文化的古人,可以作為一個紐帶,促進“一帶一路”國家間的密切聯系和合作。

  曾經中國使用“乒乓外交”打破了國際關系的寒冰,與海外得到有效交流。同時,“天下武功出少林”,全世界各國各民族都認為中國是功夫文化的起源,我認為中國功夫可以作為新時代的“運動外交”,F在我也在制作《尋找功夫》紀錄片,我在了解、拍攝中國功夫文化的過程中,我意識到中國人的文化和價值觀點,都包含在功夫文化當中,海外想要了解中國文化,可以以功夫作為切入點,以此為基礎豐富醫療、養生保健和冥想等文化交流。同時中國功夫有修身養性之功效,還含有中醫的理念,疫情當前從健康角度出發,中國功夫也是可以推廣的一項運動,同時促進中西醫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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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從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來到中國,在這將近40年的中國生活中您看到了中國的環境、社會等有什么變化?

  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當律師,當時我們的目標是吸引外資、改善工業、增加就業機會,但是當時為了達到目的破壞了環境、污染了水源等。之后我參與了很多治理工作,也曾擔任環保顧問,參與起草了2015年中國出臺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我發現中國在不斷地推動清潔能源使用和污水治理等環境治理工程,各個方面都在走綠色和智能的建設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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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促使您選擇投身到推動中國的環境和社會改變的事業中,這么多年您又收獲了什么?

  我剛剛成為紀錄片導演,去探險和尋找香巴拉的時候,我和我的團隊還沒意識到香巴拉其實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概念,直到我看到曾經洶涌澎湃的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在高原的一些地方變成了一條兩邊都是沙丘的小溪。世界在面臨氣候變暖,我的環境環保意識由此得到激發并不斷提高。在整個探險過程中,我深受沿途人們的啟發,當地居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保護自己的當地文化和環境。而我也由此思考,我們應當從西方的工業經濟模式中走出來,除了追求GDP還應考慮環境保護、人民生活、醫療保障等等,這些就是我在開始尋找香巴拉的探險后的思想轉變。在我的書中,我不僅談到了中國的經濟模式和中國經驗,我也談到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為了應對氣候變暖問題的運動和措施,以及影響環境保護的社會問題等等。 

  我在參與起草《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時,沒有參照西方的模式,而是從中國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出發來構思。GDP即“金”,一個國家的GDP不代表著國家經濟的健康指數,GDP增長僅意味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規模擴大,實際上我們仍要衡量環境和社會的健康;“火”即“星火燎原”,投資科技和教育才能促進環境保護、為下一代的發展保留“火種”;“木”即政府結構,通過調整政府結構和部門合并,增強環保部環境治理的權利;“水”即水資源治理、綠色能源,通過發行綠色債券、投資清潔能源等措施來支持企業投資;“土”即基建,通過投資綠色基建,擴大清潔能源的使用網絡,減少污染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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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中國的世紀》一書中預言了中國經濟的崛起,您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何新的預測?

  我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國家都會發展得很好,因為“一帶一路”國家有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他們之間會建立自己的合作互助關系。同時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人民幣有可能成為新的儲備貨幣,這樣第三世界國家就可以脫離美國的美元貨幣體制,轉向更健康、環保的經濟發展模式。我認為美國的貨幣體制正在阻礙世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不斷的發行債券、購買垃圾股,只是追求增加貨幣供應量,這對人民的生活沒有什么好處,反而激發很多社會矛盾,延緩環境治理的前進步伐。而人民幣成為新的儲備貨幣,將有利于很多國家投資綠色經濟,發展環境治理。如果我的設想成立,那么隨著世界變得更加多元化,國家間能夠更平等,人民生活質量得到提高,我們的世界可以更加和諧。

  我認為中國除了向“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基建,還可以利用規;鍧嵞茉,在“一帶一路”國家出口普及清潔能源設備,這或許會成為一條當代的“新絲綢之路”。中國在規;a上具有大國優勢,應當將這一優勢利用起來促進“一帶一路”國家的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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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情首先在中國暴發,中國也率先有效控制住了疫情,國家正在逐步恢復正常。而美國目前疫情仍然存在諸多挑戰和不確定性,您是如何評價這種現象,以及您對美國民眾、乃至世界各國民眾抗擊疫情有什么建議? 

  美國文化當中,人們優先考慮的是自己,不先考慮集體的利益,因此要求全民佩戴口罩配合隔離,會有人不能接受。同時政府只重視股票市場,不重視實體經濟,缺乏包容的經濟體制也使得年輕人為了維持生活沒辦法保持在家隔離,而老年人又缺乏醫療救治,最終整個社會沒有團結在一起,群體間割裂開來。而中國的孔孟思想、道教、佛教,以及香巴拉的概念中,都強調了萬事萬物的整體性和互聯性,因此當中國政府要求全民自我隔離并佩戴口罩外出時,大家都會考慮到別人的感受,不能僅僅行自己的方便。

  道教思想中強調了萬物的變化性,當別人有變化了,自己也需要做出改變;當他人遭遇危機,我們每個人都是共同面臨危機的。因此疫情當下,我們不能隨心所欲,只按自己的需求辦事。同時,佛教思想認為“萬物皆是生靈”,所有的生命都是寶貴的。然而西方國家的一些人卻不這么認為,他們看重的是經濟發展,即使有疫情,為了經濟形勢,身體素質好的年輕人應當復工。我認為這是短期經濟的思路,價值觀有偏見,沒有考慮所有人一起克服危機。

  同時西方文化認為事物間具有雙重性,有對有錯、有黑有白,彼此對立不可共存。然而亞洲文化中把這種雙重性理解為不可分割的,比如陰和陽是對立卻又分不開的,由此帶來的社會觀念,即有你就有我,無你便無我,所有人應當團結。這樣的核心思維差異使得亞洲和西方在應對疫情的時候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我在新書中所說的香巴拉時代,指的就是現在我們需要成為共同攜手去解決問題、消除危機的命運共同體,如果不這么做,人類便沒有未來。

  中國是防疫經驗積累最豐富的國家,同時采用高科技醫學檢測疫情,一切都是為集體服務、為克服危機。但美國受經濟體制影響,如果不復工美國國民就難以償還自家的債務,每個市每個州也需要經濟運轉以償還債務,因此很多州已經開始準備復工,而這恰恰是很危險的行為,沒有考慮到社會的安全。所以我呼吁世界重建經濟體系,重新思考建立一個更包容、更健康的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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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對疫情后的國際關系有何思考?國家與國家間的隔閡,能否因為病毒的打破而建立起新的國際合作關系?

  過去我們有個概念叫“全球化”,將世界理解為一個各國互聯互通的網絡,而疫情暴發前,美國特朗普總統在試圖打破全球化,重提“逆全球化”。疫情一暴發,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矛盾也就真的暴發了。我認為未來世界有可能會在亞洲形成一個由“一帶一路”國家組成的“亞洲世界”,這將是區域內國家共同發揮力量的“無極世界”,而西方的一些意識形態強烈的國家則成為不參與“無極世界”的國家,最終世界形成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在彼此的區域范圍內進行各自的經濟發展。

個人簡介
(Laurence Brahm),政治經濟學家、作家、律師、導演,現任全球化智庫(CCG)高級研究員。在中國的工作跨越三十余年,曾撰寫出版了30多部書籍,論述中國的經濟改革,亞洲金融和可持續發展。曾任聯合國解決貧困和不平等專題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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