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和美國前十有什么區別?

劉俏 原創 | 2019-05-17 00:40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公司 價值 企業 

  每一年美國的《財富》雜志都會有一個全球五百強的排行榜,我們既然有120家所謂的五百強企業,為什么還講中國需要偉大企業?那么,“大“跟“偉大”之間到底什么樣的區別?

  一、什么是偉大的企業?

  一般來講的話,規模上的大,跟我們講到的能夠創造價值的偉大企業,它們之間是有很大差異的。

  大家經常會問,你怎么定義偉大企業?如果從財務、經濟學角度講,我們把那些能夠創造價值的企業,能夠持續地、長時間地創造價值,給它的股東、給重要的投資方、消費者、員工提供合理回報的這些企業,我們把它稱之為偉大企業。

  大量的研究顯示,一個企業如果能夠長時期地保持比較高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具備了創造價值的強大能力,那么這種企業就符合我們講到的偉大企業的范疇。

  回顧整個企業史過去的一、兩百年,什么樣的企業真正做到了能夠保持比較高的投資資本收益,能夠成為大家公認的偉大企業?我想這里面有兩個例子是比較典型的:一個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通用電氣,就是GE。過去130年時間里面,什么樣的技術、什么樣的產品對人類的生活質量改變最大?是電,電對人類生活改變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通用電氣是一個以圍繞著電來做業務的企業,它最早的創始人就是愛迪生,大家比較熟悉,他的一個理念就是,凡是電所到的地方都是我們的業務可以擴展的方向,我們通過電來給人類提供更美好的生活。

  通用電氣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在一百年的時間里,它其實一直保持將近20%以上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就是每一塊錢的資本投入進去,能產生兩毛錢的稅后利潤。那么在工業企業,特別是大體量的工業企業,業務品類這么多的工業企業里面,這是非常難得的。而且它的這種盈利和整個估值,一直保持比較持續的穩定增長,我想這是它成功的一個原因。

  背后的秘籍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簡單,它就圍繞著它的主線,一定是跟電相關的,一定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實現比較好的價值創造的能力。

  現在GE本身也有很大的爭議性。去年的6月份,因為它的表現不太好,最終從道瓊斯工業指數排行榜里面把它剔出來了。咱們國內很多的媒體,或者說是一些企業家認為,GE失敗了。但事實上,這個企業在過去130多年的歷史里面,它類似的調整有很多次,而且它始終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以良好的業績表現、以對這種價值創造作為主要訴求的這樣一種企業文化。

  另外一個例子,其實我想就是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是一個大家公認的在高科技技術領域里面比較好的企業,但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的時候,它有一些我們叫“顛覆式創新”的產品出現,就是個人的電腦出現。個人電腦在性價比方面,在當時的運用能力方面,已經開始起到了能夠替代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傳統產品,這些小型機、中型機甚至大型機的一種程度。

  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大概從1990年到1993年連續虧損,基本上沒有任何人認為這個企業還能夠復蘇,還能夠活過來。這個時候他們派了一個CEO,大家可能都聽過,他后面寫了一本書,咱們中國人給他起個名字叫郭士納,這本書的名字叫《誰說大象不能跳舞?》,就講他接手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業務之后,所發生的一系列的變革。這變革就一個主旋律,就是怎么去提升它的價值創造能力,提升它的投資資本收益率。最后把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PC部門出售給中國的聯想,果斷地把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從一個制造商向一個服務商轉型。

  它做這種咨詢服務,做軟件,這些行業的資本占用金額是非常低的,但毛利非常高。進行這樣一種業務重組調整之后,整個企業的投資資本收益率一下就上去了,一下就恢復了,現金流變成正的。通過這種方式,這個企業重新恢復了強大的價值創造能力,市值又回到了2000億美金的水平上來。他最后卸任的時候,回顧這段歷史寫了本書,就是剛剛提到的《誰說大象不能跳舞?》。

  像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這樣一個業務品線非常多,多元化程度非常厲害的這樣一些企業,在面臨困境的時候,它其實可以重新回歸到我們講到的最基本的價值創造這條主線上來,圍繞著投資資本收益率來重組它的業務,最終通過“瘦身“,通過重新轉型,跳出優美的舞步。誰說大象不能跳舞?有很多小而美的企業、小而偉大的企業,能夠比較長時期保持比較高的價值創造能力,它都算是偉大企業,所以它跟這個規模之間其實沒有必然的聯系。

  企業,作為最基礎的經濟單元之一,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企業飛速成長,書寫了眾多傳奇的財富故事。1984年,聯想從20萬元起步,2018年營業收入超過三千億元人民幣;2018年初,貴州茅臺流通市值首次突破萬億元,成為制造業的一桿旗幟;2018年,中國的三家能源公司繼續保持《財富》雜志世界500強前五名的地位毫不動搖,而利潤榜排名前10位的四家中國公司,依然是國有商業銀行的身影。這些企業能否能被稱為偉大企業?它們與偉大企業之間還有怎樣的距離?

  二、我們的企業離偉大有多遠?

  1978年我們幾乎沒有現在意義上的企業,我們有的只是計劃經濟下的完成指令計劃的行政部門。短短40年時間,我們把這些完成指令計劃的行政部門變成充滿活力的、能夠在全球市場上競爭的這樣一種經濟單元,這樣的一些企業。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們不可否認,就是民營經濟的崛起。在過去40年,我們看到四次比較大的創業浪潮,從1980年溫州的章華妹領到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的營業執照開始,整個八十年代看到的是鄉鎮企業的崛起,出現了很多企業家和偉大的企業,像大家比較熟悉的華為任正非、張瑞敏、魯冠球這樣一些企業家。

  第二波浪潮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我們看到大量的學者還有政府的一些官員下海形成新的市場派,出現了像大家比較熟悉的陳東升、郭廣昌這樣的一些人物。

  第三次創業高峰出現在90年代末期,互聯網浪潮高峰時期,像大家現在耳熟能詳的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再加上京東,基本上是這個時期產物,我們有了像馬化騰、馬云、李彥宏這樣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出現。

  那么第四次講創業高峰期,應該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雙創時期”,這個階段還在延續之中。這里面什么樣的企業能變成偉大企業,或者是未來的引領世界的企業,我想可能我們還需要時間去觀察、去判斷。

  用一句話來總結,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年,我們在微觀基礎方面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我們中國大企業的崛起。1996年我們有兩家企業第一次進入全球五百強的排行榜,其中一家企業是大家熟悉的中國銀行,另外一個是中糧集團。

  到2018年,包含臺灣地區,中國進入五百強企業的數量是120家,幾乎每一年是以五到六家的速度在增加,而美國基本上從最高峰期的近兩百家一直在減少,按這樣一種動態的趨勢,在未來的兩年我們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擁有財富五百強最多上榜企業的這樣一個國家。

  但這里面我想跟大家強調一點,五百強企業是按照銷售收入來劃分的,這是2018年我們進入五百強的120個企業的前四十名,這里我把大陸企業列出來,大家看到非常有趣的兩個觀察:第一個大部分是央企或者地方國企,第二點它們絕大部分集中在提供資金、能源和原材料這樣一些生產要素的行業。

  如果我們看上市公司,這個特征就更明顯了。按照2018年年底的市值選出排名前十名的企業,A股市場十家最大的上市公司里面,有六家是金融機構,它提供資金;有兩家是能源企業,它提供石油或者天然氣這樣一些能源;還有一家是茅臺酒,茅臺酒在我的理解中,其實也是提供重要的生產要素。

  我想這個特點跟美國排名前十名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很大的差異性。它前十名公司行業的結構會更加多元化一些,而且有將近五家企業是所謂的高科技企業,它有消費品公司,也有金融機構,也有能源企業,會更多元一些。

  我們在過去四十年經濟增長高歌猛進,我們作大量的投資,那么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大量的生產要素,需要資金,需要能源,需要原材料,那就使得我們這些領域的企業能夠迅速地崛起,形成大的這樣一些企業,這也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一個偉大成就。但回到第二個問題,這些企業它是不是就是偉大企業?“大”就一定是“偉大”嗎?規模大的企業是不是一定能夠創造價值?

  這是從1998年到2017年,中國A股市場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資資本收益率的一個衡量情況,這20年平均只有3%。大家可以思考這個問題,3%意味著什么?也就是我們給這些上市公司一塊錢的資金去做它的主營業務,提供產品或者服務,一年之后它所帶來的稅后利潤其實只有三分錢。

  美國在完成工業革命這個時期,就是1870年到1970年這段時間,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資資本收益率應該是10%以上,我們是3%。再回到剛才我提到的五百強企業,我們120家平均的資產收益率只有1.65%,而美國是4.79%,是我們的2.9倍。從這個角度講,其實也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說為什么我們的企業它規模很大,但是在創造價值方面并沒有展現出足夠好的表現出來?為什么我們高速增長并沒有催生出這些偉大企業出來?

  三、培育偉大的企業需要怎樣的土壤?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在企業經營管理方面,不管是我們的外部環境,還是企業家的認知方面,其實是有一些局限性的,使得我們的企業往往把規模放在價值創造的前面。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五點:

  第一點,我們存在一個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我們強調要素投入,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用GDP(國民生產總值)作為一個主要的發展指標,對企業而言,它把規模做大之后,基本上有條件、有前提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資源占有導向型這樣一種經營思路,就必然使得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把規模放在投資資本收益的前面,但這后果本身也比較嚴重,企業如果投資資本收益率不高的話,必然的結果就是企業的債務率會越來越高,也就是杠桿率會越來越高。

  中國整個宏觀杠桿,到2018年的3月份,就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這個數字,整個債務包括企業債務、家庭債務、政府債務,全部合在一起之后是我們GDP(國民生產總值)的2.6倍,但其中這種非銀行的企業債務是我們GDP(國民生產總值)的1.64倍。那么大家思考這樣一個問題,1.64倍意味著什么?假如說我們企業的平均資金成本,一年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如果是6%的話,也就意味著我們這些企業一年時間里面,它需要用來償還利息的資金相當于我們GDP(國民生產總值) 的10%,就是我們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10%是用來還這個利息的,因為背后是大量債務來支撐的這樣一種企業運營的格局。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金融機構在資源配置方面其實是缺乏效率的。過去將近20年時間,我們的兩個板塊:一個國有板塊,一個民營板塊,除了1999年、2000年之外,剩下絕大部分時間,民營企業的投資資本收益率相對而言會比國企高一些,但這里面有很多原因,就是國企可能有很多社會責任,民營企業不需要去承擔一些負擔。但不管怎么講,從客觀事實上看,民營企業的投資資本收益率會更高一些,但我們的金融體系在配置資金的時候,還是把超過50%以上的資金配置到這些投資資本收益率相對比較低的一些部門、一些板塊里面去。導致的一個后果就在于整個經濟的微觀基礎,就我們企業層面上而言,平均的投資資本收益率相對會低一些。

  第三個原因應該是內因。我們自己的企業或者企業家在如何去經營管理企業方面,其實在認知上還是有一些很大的偏差。比如說多元化,我們不管做什么樣的企業,到一定程度之后一定要做金融。

  我們根據上市公司主營業務的板塊數,把它跟企業自身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做個比較,是一個線性下滑的關系,是負相關關系。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當你多元化程度開始提升的時候,其實你的投資資本收益率是在下降的,就規模本身并沒有帶來價值創造能力相應的提升,甚至是一個背道而馳的發展方向。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公司治理這個環節。我們三千多個上市公司,到2018年3500多家,2014年到2016年,我們的上市公司根據年報所匯報的凈資產收益率的分布情況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大量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是在0的右邊,就比0高一點點。說明什么問題?說明我們很多企業在匯報它的財務報表時,是有意識地要把它的財務情況放到0的右邊,避免虧損。

  美國在同期的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的分布情況,相對而言更像是我們講到的一個正態分布,也就意味著它有好企業,有很多企業因為經營情況,可能因為市場競爭的情況表現不太好,但不管怎么講,它相對真實地把企業的運營情況匯報出來了。中國比較奇怪的這種分布,本身反映出的是我們在公司治理機制上的一些缺失。

  那么最后一個原因,我想給大家強調一下稅負的問題。我們企業面臨的大量的制度成本,還有稅收跟各種各樣費用的成本,這使得企業的稅負非常重。如果這一邊做些調整的話,其實我們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資資本收益率也能夠提高到4.3%的樣子,從3%提升到4.3%,能夠增加將近30%到40%。

  我想對企業而言,當你投資有回報,能夠形成自我循環、有自我造血機制的話,整個中國經濟微觀基礎的基本狀況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而我們資本市場上也會有更多的高質量企業、有投資價值的企業供投資者去選擇、去投資。

  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在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奇跡之后,2008年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開始逐漸放慢腳步。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1至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14%,經濟形勢繼續面臨嚴峻挑戰。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面對新挑戰、新機遇,企業如何提升投資資本回報率?

  四、偉大的企業如何助力高質量發展?

  為什么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一定要強調投資資本收益率,一定要強調偉大企業,而不是單純的規模大的大企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羅有一個“索羅模型“,他解釋一個國家的增長主要是由勞動力還有資本來驅動的,對那些勞動力跟資本不能解釋的部分,他給了一個叫法,叫全要素生產率,就是要素組合起來之后它的效率。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最大的一個成就在于我們完成了工業革命,背后很大程度上,我想跟我們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是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前三十年,在4%以上的增長速度,這是非常高的一個增長速度,因為美國在過去一百多年,整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速只有2.1%的樣子。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后,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開始下降了,那么就提出一個新的要求,未來我們要尋找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或者說高質量增長的新動能,需要把這個動能從簡單的要素投入,轉換到要素的使用效率方面來。

  我給大家作了一個簡單的分析,為什么它特別重要?大家可能了解,比如說我們做一個年份來比較,現在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改革開放四十年,按照最樂觀的估計,美國有個數據來源Penn World Table,按照它的估計,我們是美國現在水平43%的樣子。那么大部分的工業化國家,在他們完成工業化進程進入現代化序列之后,它們的這個水平大概是美國的70%到80%的樣子。我就給大家列了一些例子,像德國1998年完成這個過程,是91%,日本是2004年,它是80%、79%的樣子。

  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計算,比如說當2035年,我們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假如說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從現在的43.3%,要達到美國當時的65%的話,就需要每一年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加速度,比美國同期的增長速度高1.95個百分點。美國現在大概一年平均是1%不到一點點,將近1%。那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在未來十七、八年的時間里,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需要達到每一年平均2.9%的樣子,接近3%。

  這是很大的一個挑戰,這意味著我們企業,我們的微觀基礎,應該做出很大的一個變化。我們不能再靠過去那種高歌猛進的、簡單的投入來拉動增長,可能我們把重點應該放到怎么讓這些投入、這些生產要素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樣的話,它對應的或者說呼應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種價值判斷。那么我們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偉大企業,就是一大批能夠非常好地把這些資源、把這些要素能組織起來,能夠提供出非常優秀的產品和服務的,能夠創造價值的這樣一些企業。

  那么它最終會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投資資本收益率上。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講了一句話,他說沒有什么是比正確地回答了錯誤的問題更危險的。我想,在中國這個階段一個正確的問題在于,我們怎么去產生一大批了不起的、能夠創造價值的偉大企業,這是我們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從經營管理角度講的話,企業,特別是創業企業,可能最重要的是現金流,一定要保證有足夠的現金流。不管是做多元化也好,或者探索新的一些投資機會,甚至改弦更張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一定要保證現金流是充沛的,就是有足夠的錢去發工資,去還債。

  第二點就是千萬別借債,特別是在創業階段,別借太多的債。因為這是杠桿,這里面債是有期限的,借了債,肯定有還本付息的壓力,這種情況下可能很多時候企業為了還債,被迫改變自己的初衷,或者改變自己對企業運營的一些方向的設計,可能帶來不好的效果。所以說關注現金流,不要過多地去借債。

  另外一點,保持一個比較平和的心態,就是我關注我該做的事情,如果說這條路能走通的話,我能夠做出一個企業,它能夠創造價值,能夠提供很好的產品服務,能夠產生現金流,能夠自我循環、自我造血,那我適合把它再做大。但如果這條路走不通的話,我覺得保持這個精神再出發,這就叫屢敗屢戰,這可能是真正成就偉大企業,我覺得可能也是最后的也是最難的一個基本素質。

  1987年,任正非集資2.1萬元創立華為公司,三十年后銷售收入七千多億元人民幣;1999年,阿里巴巴從杭州起步,二十年后成長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零售平臺;2010年,小米在北京一間租來的小辦公室正式成立,到2018年市值超過四千億元人民幣,僅僅用了八年。截止到2018年底,中國大陸擁有近3500萬戶企業,它們誰將成長為中國未來的偉大企業?創造偉大企業的行業機會又在哪里?

  五、中國的偉大企業在哪里?

  1.哪些行業值得期待?

  回歸到內因,有四條非常重要的:

  第一點,一定要找有增長性的行業,就是需求端會決定供給端。到2030年,我們用最保守的估測,未來12年我們保持5.5%的一個實際GDP(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達到將近160萬億的樣子,人均的GDP(國民生產總值)很可能會達到1.9到2萬美元,我想基本上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么什么樣的一些企業、什么樣的一些行業,能夠對這種變化的需求做出非常及時敏感的回應?比如說金融行業,現在的金融行業整個業務模式其實比較同質化,比較單一。比如到了2030年,一般講的話,我們金融資產的規模大致上是我們整個GDP(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倍,按不變價格來計算,就是640萬億元金融資產。這里面有多少空間、有多少可能的行業機會在里面?

  像醫療健康行業,歐盟平均的醫療行業的GDP(國民生產總值)的占比是10%到11%的樣子,美國最高,占比18%。2018年中國的大健康行業占整個GDP(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6.2%到6.3%的樣子。假如說到2030年,我們達到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占比10%,10%意味著什么?16萬億的一個行業會崛起。因為醫療行業非常難,非常、非常難,但這個行業就是要你咬牙堅持下去,不是采取那種一時一隅的短期策略,當我們長期堅持,就會看到一批了不起的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器械的、制藥的、提供一些研發的這種企業在中國整個體系里面崛起。

  這里面還有一個值得我們在未來關注的因素,在于我們的人口結構。到2030年中國整個勞動力人口里,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勞動力數量是2.5-2.7億之間。大家可以思考這個問題,那么這2.5-2.7億的人我們把它激活了,他們的消費需求能夠得到滿足的話,這將是全世界在21世紀前50年無可爭議的、毫無對手的、最大的一個消費市場。

  除此以外,互聯網也是很大一塊兒,我們的新消費是很大的一塊兒,還有高端制造業和IT制造業,還有跟制造業相關的新興工業,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門類。在這些領域,我們都會有幾倍于GD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的成長機會。那么這些領域我想通過創新,通過企業家精神,通過商業模式不斷地打造,未來會涌現出一批投資資本收益率很高的企業。

  2.苦練什么內功最有效?

  第二點,堅持不懈地研發跟創新非常重要。還是舉一個例子:華為。

  華為的研發在最近幾年達到了它的銷售收入的15%,歷年在10%以上,最近幾年到了15%。

  2017年,華為銷售收入6000億元人民幣,有900億元人民幣在做研發,就相當于130億美元做研發,高過蘋果、谷歌、臉書、亞馬遜這樣的企業,相當于全國研發金額的5%以上,它占了二十分之一。它創造價值的能力,它的投資資本收益率,顯然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我們希望在未來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能夠去向華為學習,去增加它的研發的投入。

  有很多企業家其實很著急,就希望今年投了很多錢之后,大概兩、三年時間就一定要看到效果,如果看不到效果的話就把這個項目砍掉,諸如此類的。這里面就需要給這些企業家在理念上去調整,這是一個非常長期的一個過程,但是這種投資它是值得的。日本2000年前后它們提了一個口號出來:第一要增加研發的GDP(國民生產總值)占比,每一年不管是企業也好還是政府投入也好,要增加它的研發占比。另外一點,它們特別強調基礎科學跟基礎技術的研發。日本當時有一個口號叫什么呢?就是在2050年之前,就是21世紀的前半葉要產生30個諾貝爾獎的科學獎獲得者。這些學者、獲獎的科學家大部分都沒有在國外待過,他就在日本本土在工作,甚至很多是日本本土的機構培養出來的。

  我想我們在這個階段,如果說開始強調這樣的一些對基礎技術、底層技術、基礎科學研發的這種投入,同時保持比較耐心的一種科學態度,我覺得也就十年時間,我們能看到大量的中國的諾貝爾獎級的這樣一些研發成果出現在各個領域,也包括在醫療健康領域。

  3.企業的核心目標應該是什么?

  最后一點其實我強調比較多,就是投資資本收益率,企業在經營管理上一定要把投資資本收益率,把價值創造放在簡單的規模的前面。

  大家講中國的資本市場是一個“韭菜“很多的市場,是投資者基本上沒有賺錢的市場,但我給大家舉一個簡單例子:如果說你效行一個非常簡單的法則,你像巴菲特一樣地去挑那些基本面非常好的企業,假如說你1999年5月份的時候拿到1998年的報表,你算一下這個投資資本收益率,挑出那些投資資本收益最高的20%的企業的股票長期持有,不做任何調整,或者你每一年調吧,一年為周期調一次,那么這一塊錢到了2017年年底會變成9塊9,將近10塊錢的樣子,年化的收益率是12.8%。換句話講,如果你效行這樣一種投資策略的話,基本上能跑贏實體經濟。

  我們從企業者、企業家或者企業經營者角度來講這個事情,如果說你在經營管理一個企業的時候,你的核心目標是創造價值,是提升投資資本收益率的話,那么你是可以給你這些股東們提供跟中國的宏觀經濟表現相匹配的股票市場表現的,你是創造價值的,你的企業很可能被大家認可、尊重,有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企業。

  4.未來哪些企業能脫穎而出?

  大家可能經常問,中國有沒有偉大企業?其實如果按照簡單的技術指標來衡量的話,像華為跟阿里巴巴,甚至包括去年在香港上市的小米,包括順豐,它們的投資資本收益率都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因為整個中國A股上市公司平均投資的資本收益率是3%,像阿里巴巴過去五年保持在30%,華為保持在將近20%這樣的水平上,小米因為第一年上市,只有一年的數據,甚至高達100%的樣子。如果說這些企業,能夠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能夠把這樣一種價值創造的記錄能夠保持下去,那么從這些企業里面出現一些偉大企業,或者說其中某一個、某兩個變成偉大企業完全是可能的。

  大家可以查一下,1997年、2007年和2017年中國股票市場按照市值來排名的前十大企業,就可以發現短短20年間變化有多大。比如2017年排名前兩名的企業騰訊跟阿里巴巴,在1997年還不存在,但到了2017年這已經是獨占鰲頭的兩家互聯網企業,已經是高科技企業了。

  那么1997年排名第一的傳統行業的企業,像四川長虹,到了2017年基本上可能前一百名都已經找不著了,前兩百名也找不著了。還是這個上市公司,但是歷史很無情,它沒有相應地發展起來。

  在十年后我們再聚在一起,再討論中國最好的或者最大的十個上市公司的變化,劃出2027年的市值前十名的企業,我非常篤定的有一點,就是肯定有好多名字是大家現在還不熟悉,甚至還沒聽說過的,肯定有些行業是我們現在還不熟悉的行業。

  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在經濟的微觀基礎層面上,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微觀基礎,需要有一大批偉大的企業,需要改變我們企業經營管理的基本思路,需要實現從大到偉大的這樣一個了不起的邁進。

個人簡介
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和經濟學教授, 博士生導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職麥肯錫及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并獲香港大學終身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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