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美關系與世界秩序

閻學通 原創 | 2020-05-18 20:11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焦點關注
關鍵字:中美關系 疫情 世界秩序 

  文 |  財新記者王自勵 徐和謙

  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下,世界權力格局是否發生了轉折性的根本改變,抑或將延續本已浮現的趨勢?當中美競爭于疫情中加劇,國際涉華輿論頗顯尖銳之際,中國又將如何應對劇烈變化中的外部環境?

  除了美國,同樣受到新冠疫情重擊的歐洲國家和中國周邊鄰邦,會怎樣調整他們的疫后外交行動?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關系里,人類社會能否記取教訓,為下一場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全球性危機到來,做足更充分的準備?

  近日,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閻學通接受了財新記者的專訪,就疫情后全球政經秩序的變與不變;中國與美國今后戰略競爭的體現場域;其他國家在中美兩極格局下更頻繁的“對沖”選擇,以及中國在多變外交現實中的理性判斷等,發表了他的看法。閻學通是中國外交政策、國家安全和中美關系領域的專家,也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中倡導科學方法論、預測國際形勢、解析中外外交互動的重要學者。

  以下是財新記者對閻學通的專訪內容:

  財新記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日前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中寫道,在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將永遠不會是原來的樣子了”。但他并未就此展開具體闡述。在您看來,這場疫情為全球秩序帶來的變與不變,分別有哪些方面?

  閻學通:基辛格在文章開頭就說,新冠疫情的影響使他回想起當年參加二戰的事。也許正是因為他從二戰改變國際秩序的角度預測了這場疫情的影響,所以他得出“疫情改變世界”的判斷。然而,根據我觀察到的新冠疫情發生后的國際政治現象,基本上都是在強化疫情之前就已有的國際政治趨勢。而沒有看到扭轉趨勢方向的現象。

  反全球化運動始于本世紀初,一直就沒停止過。疫情僅是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全球化”的反感。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了保護國家貨幣主權、網絡主權和數字主權的政策。疫情不過是使人們更加看清主權在應對危機時的核心作用。

  2010年中國的GDP位居世界第二之后,國際格局的中美兩極化就開始了。2019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講過“兩極格局”已形成,疫情是在強化這樣的兩極格局。

  2016年英國脫歐,標志著自由主義主導地位的衰落和“逆全球化”的開始,疫情只是推動各國政府采取更多的逆全球化政策。

  2017年特朗普執政后采取“美國優先”的外交原則,這使得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下降,多邊主義弱化、全球治理倒退、中美戰略對抗加劇,美國與盟友關系惡化。意識形態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弱化、中小國家在中美之間采取“對沖”戰略,疫情不過是強化了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趨勢。

  財新記者: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影響,是一個相對較短的沖擊,心理層次的波動恐更勝于實質,抑或是一個長期性的、分水嶺式的事件?

  閻學通:疫情很可能導致人們將2020年視為國際政治轉變的分水嶺年份。“三人成虎”的規律是無法改變的,這樣說的人多了,人們就會誤以為是真的。當人們誤以為疫情是轉變國際政治趨勢方向的根本原因時,就會得出許多相關的錯誤判斷。我們分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原因就能看清這一點。

  “反全球化”的原因是經濟全球化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跨國公司得益于經濟全球化;但是,中小企業主和他們的雇員則受害于此。因此,反全球化的主體力量是中小企業主和他們的雇員。

  “逆全球化”是政府行為,因為全球化侵蝕了國家主權,使得一些政府沒有相應的主權應對危機;一些受害國的政府采取措施保護主權,甚至收回本國讓渡出去的主權。例如,前幾年一些東歐國家面臨非法移民危機時收回了邊界主權,不再執行申根協定。這次疫情,使得更多的國家強化了邊界主權的管理。

  如果將疫情理解為是“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原因,就會認為疫情過去之后,“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就會消失了。我以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疫情之后經濟全球化導致貧富兩極分化的功能不會改變,反全球化情緒也就不會消失;因為各種各樣的國際危機都可能發生,無論是否有疫情,各國政府都會采取越來越多“逆全球化”的政策。

  財新記者:隨著美國疫情高漲,特朗普政府和美國一部分政治人物、傳媒,均對中國在疫情中的表現展開了攻訐和指責。此一不利氛圍,對中美兩國政府后續落實得來不易的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將有哪些影響?中國方面又會如何應對這種可能在西方輿論場中擴大的“逆風”,繼續執行其對外開放的承諾?中國持續對外擴大開放所能釋放的紅利,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對沖疫情下西方政壇圍繞中國產生的信任問題,乃至于他們“減少對華依賴”的沖動?

  閻學通:這個協議名為“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就因為雙方都不相信對方會真心落實這個協議,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能否落實。

  由于中美戰略競爭不斷加劇,即使沒有疫情,也不能保證這個協議全部落實。疫情的發生大大減少了雙方落實這一協議的壓力,雙方落實協議的動力更小了。一是由于疫情,美方企業減少或者取消了許多訂單。由于許多中方出口企業沒了訂單,就不關心稅率高低了。二是中美都會采取通過加大內需來解決出口減少的問題。因此,向對方出口對本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將降低。三是疫情會促使中美企業采取“產業鏈國內化”或者縮短國際產業鏈的政策,這也使得向對方出口對自己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下降。隨著雙方貿易對各自GDP增長的貢獻率更小,雙方貿易戰的重點將是技術競爭,而不是擴大出口。

  有人認為,只有對美開放,才算是對外開放;如果不對美開放,那對全世界其他所有國家都開放,也不算是對外開放。如果這種說法在之前有合理性,現在也已經沒有合理性了。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國,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對全世界各國的開放,對美開放只是其中一部分。中國能保持對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開放,這就是對外開放。

  2019年,中國對美出口占中國總出口額的17%左右,2017年去美旅游人數占中國出國旅游人數的5.2%,中國在美留學生占中國海外留學生總數28%。

  從政策角度講,我們不應因為對美開放對我國發展的重要性小于上世紀80和90年代,就不對美開放了。也不應因為美國對華采取競爭、甚至是對抗的政策,就不對美開放。

  從我國發展來講,對美開放對我國是利大于弊,因此對美開放的政策要堅持下去。我們要用開放政策與美國進行競爭。

  對外開放政策應主要服務于我國利益,讓其他國家從我國開放政策受益是第二位的。

  我們要從我國是如何受益于開放政策的角度,理解為何需要堅持對外開放;而不是從對外開放能給他國帶來什么好處的角度,理解開放政策的必要性。

  開放政策包括了“引進來”和“走出去”兩個方面。弱國走出去的能力弱于強國,因此弱國傾向保護主義政策,而強國傾向開放政策。

  特朗普采取保護主義的理由就是美國已經不如以前強大了,因此要減少開放。然而,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歷史表明,開放政策使我國縮小了與美國的實力差距。在我國實力遠弱于美國的情況下,我國都受益于開放政策。如今我國與美國的實力差距縮小了,就更應加大開放政策的力度。

  財新記者: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近期稱,中美兩個大國的全球地位和領導力,都已在疫情期間遭到削弱。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近期則在專欄文章中稱,如果美國不能在短期內有效控制住疫情,則中國很可能會進一步看輕美國,升高強硬處理臺灣問題的動機。

  對疫情發展至今,中美兩國“互視”態度的發展,您有哪些觀察?中國的決策菁英們是否真的因為疫情期間的各國表現,調整了對美國或對整個西方治理模式的看法?

  閻學通:陸克文的說法可能只對了一半。說疫情弱化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力,這個說法成立,因為美國原先有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在抗疫中沒能發揮領導作用而遭到盟友的批評。而中國原本就沒有全球領導力,一個不存在的領導力就不存在削弱和沒削弱的問題。

  埃利森的說法存在邏輯上的問題。美國全球領導力弱化,并不必然意味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軟化。面臨實力難以支撐全球領導時,奧巴馬采取了“轉向亞太”的戰略,收縮了全球戰線,將海軍力量的三分之二集中到了亞太。他減少在世界其他地區的軍事力量,但加強了在亞太的軍事力量。特朗普繼續了奧巴馬的戰略,制定了“印太”戰略,把更多的軍事力量部署在東亞及周邊。

  美國海軍在臺海和南海的活動頻率是加大,而不是縮小。美國不愿為全球抗疫投入資源,并不意味美國在支持臺灣的問題上不愿投入資源。目前,美國是加大對臺灣問題的投入,而不是減少。美國2020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是繼續派遣美軍艦隊“常態化穿越臺灣海峽”,并要求美國與臺灣地區建立網絡安全機制。

  疫情以來,中美在病毒源問題上的對抗上不斷加劇,而且顯現出進一步加劇的趨勢。如我前面所說,新冠疫情僅是強化中美戰略競爭的因素。疫情并沒有改變中國決策者們對西方制度的認識,只是強化了他們原先就有的對西方治理模式的負面認識。不過,這種認識的強化,并不必然導致正確的治理模式。因為不同國家的治理缺陷是不同。沒有他國的治理缺陷,不意味自己的治理就沒缺陷,很可能是治理缺陷不同。根據世衛組織的數據,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防疫效果好于美國、意大利、英國、法國,但這并不說明前四國的制度缺陷就比后四國少。因此,改革自己的治理缺陷,比防止重復他國的治理缺陷更為重要。因為前種缺陷比后種更容易形成。

  財新記者:此次疫情期間,無論是中美對彼此的認知,還是雙方輿論的交鋒,都顯示出愈發尖銳化的傾向。等到疫情過后,中美雙方管控在南海、臺海等安全分歧的難度,是否有可能進一步升高?雙方之間是否存在擦槍走火、甚至爆發公開對峙的可能性?

  閻學通:擦槍走火當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擦槍走火沒有引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所謂的“擦槍走火”,都是以擦槍走火為名來發動戰爭的。如果是真的擦槍走火發生,而雙方想防止戰爭的話,只要雙方一打電話、一溝通就解決了。

  目前在南海和臺海地區,都不會發生故意的擦槍走火,因為美國、中國大陸、臺灣地區三方對軍事行動的控制都非常嚴格。所以說,首先,在這些地區發生擦槍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其次,即便發生了擦槍走火,有關各方也一定能夠及時地把它抑制住,不讓它發展成為戰爭。

  財新記者:所以在您看來,雖然各方應該都意識到了中美兩極的格局已經形成,但各方都無意在目前這個時間點、在這些敏感地區,進行一場中等規模以上的正式沖突?

  閻學通:今天這個數字時代的兩極格局,與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有一個重大區別,那就是兩極戰略競爭的場域不同。

  冷戰時期,兩極戰略競爭的主要手段是代理人戰爭,是在自然地理的土地上進行的競爭。而數字時代的兩極戰略競爭,主要是在第四維、在網絡領域進行競爭。

  中美之間的網絡數字技術競爭越強,他們就越不會在自然地理上──比如在敘利亞戰場上,進行代理人戰爭式的爭奪。這不是不想用代理人戰爭的策略;而是這種方式不適合在數字時代進行大國戰略競爭。

  目前已經發生的是:僅東亞地區的中、日、韓三國申請的5G技術,就占了世界的50%,相當于美國和歐洲的總和。中日韓又是現在世界上數字經濟水平比較高的國家,數字技術相對領先于歐洲。東亞地區已經開始了建立智能城市的趨勢。不在已經領先的領域競爭,誰會跑到不重要的領域或地區去競爭?沒有意義,對吧?

  財新記者:但近來美國政府又借著對中國處理疫情方式的批評,進一步施壓歐洲,不要同中國企業進行5G建設的合作。您怎么看待此次疫情在西方可能造成的對中國觀感的變化?這對于中國向全球輸出基礎性技術服務的進程,會有關鍵的影響或牽制嗎?

  閻學通:疫情對中美科技競爭的影響,應該只是技術水平的信譽影響。對今后長期的、集中于數字技術領域的戰略競爭沒有直接影響。

  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領域不是在生物領域里的競爭,而是數字領域里的競爭,數字技術才是將來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

  具體到此次疫情,因為眼前馬上需要研發疫苗,所以才比比看中美之間誰先研發出疫苗,誰的生物技術更強,但其結果,不過是對綜合科技水平高低的心理判斷的影響。真正的中美競爭還是在數字領域,這是長期性的。疫苗研發的競爭再長不過三年,但這輪數字技術競爭的最低時限,至少也得是20年。

  數字技術領域里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兩點,一個是技術先進性,一個是價格低。雙方誰的性能比對方更好且價格更便宜,那么不用去爭,別人自然是用質優價廉的,這是根本。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在數字領域的競爭里,將來能決勝負的,取決于誰的創新能力強。創新能力首先是能夠不斷地創新新技術,其次是創新出來的技術成本低。

  具體到5G這個技術,現在美國、歐洲、日本都已經非常明確,那就是中國在5G技術領域已經領先,因此他們不會再在5G方面跟中國競爭。他們將在6G另辟戰場。但是美國在5G領域要給中國制造障礙,讓我們發展得不那么順利。

  我覺得現在5G面臨的問題,其實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F在的競爭已經從5G通訊技術本身的競爭,轉到在以5G技術為基礎上的產業創新的競爭。也就說,誰能在5G技術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產業、新的經濟活動,這才是核心。因為5G的數據傳輸速度是4G的倍數,4G支持不了這些新的產業。比如人工智能(AI)、自動駕駛等,現在這種競爭已經開始了。

  財新記者:您曾在公開演講中說,疫情放大了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無序性,導致各國無法形成一個全球性的有組織的防疫合作。但同時,目前的一種共識在于,只有全球團結起來達成一定程度的協作,才能更有效地防控疫情。當前,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疫情最早發生地、和市場經濟活動有可能較快“解封”的主要國家,中國在全球協作、區域內協作和南南協作等不同層次中的自我定位,應該如何拿捏?

  閻學通: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嚴格講,疫情并不是放大而是展現了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或無序性。之所以現在很多人呼吁全球合作抗疫,就是因為全球合作不起來。如果合作了就不用呼吁了。

  世界上,凡是呼吁的事都是難以做到的事,F在許多國家都在呼吁較快解封,就是因為不敢解封。

  既然大家呼吁全球合作抗疫,就說明任何國家都沒有領導全球抗疫的能力,世界衛生組織也是力不從心。

  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不具備領導全球抗疫的能力,因為抗疫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的。主權國家為抗疫單位,意味著各國自行決定如何抗疫,因此也不可能服從任何領導。在全球抗疫中,我國的定位是參與國際合作抗疫,而不是領導抗疫。參與國際合作有形式上的和實質上的兩種。

  抗疫的多邊國際會議是形式上的活動,實質性的抗疫合作基本是主權國家之間的雙邊合作。無論全球會議還是地區性的會議,我國都應積極表示支持國際合作。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國家敢反對抗疫國際合作的。

  對于實質性的雙邊抗疫合作,中國需要依據與他國友好程度決定合作方式和內容。合作應不分地緣政治的南北,而應分政治關系的遠近。

  與友好國家多合作,與不友好的國家少合作。與不友好國合作發生技術問題時,容易被政治化──例如與個別歐洲國家的技術合作,不但沒能增進友好,反而惡化了雙邊關系。

  財新記者:您曾提出,疫情不會改變大國的實力對比和結構,因此不會對世界格局產生根本影響,只能影響大國間的競爭程度和國際秩序。在新冠疫情后,中國面對的國際競爭局面將出現哪些變化?有哪些對中國來說正面或負面的新條件涌現?在美國率先發動對WHO的責難后,中國要如何應對日后在國際組織等多邊舞臺上,恐繼續升高的中美競爭態勢?在國際多邊架構里遏制中國影響力,是否會在較短期間內,成為美國戰略圈的某種跨黨派共識?

  閻學通:新冠疫情使國際競爭局面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有的重大,有的不重大。

  我以為,疫情加劇的最大競爭是科技創新競爭。目前中美新冠疫苗研制競賽具有很強的標志性。有人將這一競賽比作二戰期間美德之間的核武器研制競賽,有人比作冷戰期間美蘇太空載人科技競賽。這場疫苗研制競爭,不僅具有科技意義而且還有經濟意義,因為先研制成功者將先占領較大的國際市場。疫情之后,科技競爭將更加突顯,特別是數字技術競爭。中美的對外戰略將更多地受爭奪技術創新優勢的驅動。

  這場疫情給我國崛起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可能都很多,我只談一下最大的正面因素和最大的負面因素吧。最大的正面因素將是我國較早擺脫疫情,使疫情對我國實力增長的破壞小于對其他大國的破壞。國際貨幣基金預測,2020年我國GDP可能增長1.2%,法、德、英、美、俄、日則可能都是負增長,分別為-7.2%、-7.0%、-6.5%、-5.9%、-5.5%、-5.2%。這將強化現有的兩極格局,提升我國的實力地位。最大的負面因素將可能是病毒源的追責之爭。這個問題將會持續加劇中美的戰略競爭。鑒于美國的盟友在抗疫問題上受益于美國不多,有的盟友甚至還有抱怨,因此中國應加大與美國盟友發展戰略合作的政策力度,爭取他們在中美之間采取相對中立的立場。

  利用多邊機構遏制中國是美國戰略圈在2018年形成的共識,不是在疫情發生后形成的共識。然而,這種共識并未能改變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政策。特朗普認為,多邊戰略的成本高且效率低,不如雙邊策略成本低、見效快。因此他一直沒有接受以多邊為主遏制中國的政策建議。目前還看不到他改變單邊主義外交原則的跡象。

  財新記者:中美“兩極”格局的強化,對于其他國家──特別是作為主要行為者的歐盟、俄羅斯、日本、英國、東盟等,意味著什么?這一中美兩極格局獲得加強的年代,又會和美蘇冷戰時期有哪些異同?

  閻學通:把國際組織與國家并列起來,會導致人們錯誤認識國際格局的類型。

  國際組織是由國家構成的,前者沒有后者的主權。在中美兩極化的條件下,越來越多的國家會在中美之間采取“對沖”戰略,包括日本和德國這樣的大國。

  歐盟和東盟的某些成員國會采取對沖戰略,但是這兩個組織無法采取這種戰略;因為成員國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整個組織無法在一個具體的對沖戰略上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一個國際組織無法制定同時符合每個成員國利益的“對沖”戰略。

  在疫情之前,各國就已經普遍意識到,中美兩極格局已經形成。所以這時候,一些東盟國家帶頭采取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對沖戰略,后來發展到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連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也都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對沖戰略。

  疫情沒有改變中小國家的基本政策,只是強化了他們的原有政策。比如你會看到,很多國家在疫情期間采取的也是“對沖”戰略——在呼吁國際抗疫合作上支持中國,在疫情追責問題上支持美國。疫情只是讓這些中小國家知道:當初采取的“對沖”戰略對他們是有利的,疫情證明這樣做是對的,今后他們會繼續堅持對沖戰略。因此疫情并沒有改變中小國家采取對沖戰略的這種基本方向。

  中美兩極格局與美蘇兩極格局有很多的不同。但最核心的區別是雙方競爭的具體目標和戰略手段不同。

  美蘇戰略競爭,是通過代理人戰爭的方法,擴大各自意識形態的全球影響力和軍事控制權。而中美是通過科技創新競爭的方法,擴大各自的科技影響力和技術標準制定權。

  財新記者:2020年本應是中歐關系的一個大年。但由于每個成員國的利益不同,歐盟在對華、對美政策上的制定和協調,也必然面臨更復雜的挑戰。疫情將如何影響歐盟的對外政策,今后中國對歐洲的交往,又該相應做出哪些調整?

  閻學通:歐盟是一個國際組織,它的建立是成員國協商、協調后的結果。一個國際組織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戰略,也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行為。就像聯合國沒有,世貿組織沒有,世界衛生組織也沒有。

  所以對中國來說,不應該有“對歐盟”的問題,只有對歐洲國家的問題,因為歐洲是個虛的概念。就像我們很難說,美國有個“對亞戰略”──從中國到以色列都算亞洲,它怎么“對亞”?歐盟是個協調機構,歐盟自己都決定不了成員國要干什么,(歐盟)決定了他們也可能不執行。當成員國想跟中國改善關系的時候,他們會說“我們不受歐盟的控制”;當成員國不想跟中國合作的時候,他們就說“我們得執行歐盟的決定”。歐盟是成員國的擋箭牌,我們的對歐政策應該側重于雙邊關系,側重于國家,而不是在于歐盟。

  財新記者:當中小國家越來越頻繁地在不同議題上,對中、美各自所持的立場采取“對沖”戰略時,是否也對中國的外交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應以更細致的眼光,考察每個國家的具體選擇和舉動,而不是僅僅用簡單的“友好”或“不友好”來看待某一國家、某一政府?

  閻學通:中國在1982年開始采取不結盟政策,其核心是“既不堅決站在美國一邊,也不堅決站在蘇聯一邊”。這跟今天中小國家的“對沖”戰略不同。不結盟是在大國對抗中不選邊,而現在的“對沖”戰略,則是在大國對抗中選邊,只不過,“在A問題上選邊中國,在B問題上選邊美國”,就是根據不同的問題,同時選兩邊。

  我以為,我們外交需要改善的方面不是細致,而是理性,防止情緒的影響。我們需要的是先分析具體的國家利益是什么,然后再判斷別的國家的利益是什么。他國的利益決定了他國會做什么。也就是說──要判斷他國會在什么情況下支持或不支持我國,他國做什么有利于維護他們自己的國家利益。

  有人簡單地認為,“支持別的國家,就能得到支持的反饋”,但這是不一定的。在疫情援助方面,援助友好國家,可能獲得正面回報;援助非友好國家,則有惡化雙邊關系的可能。例如有些國家抱怨援助物資不合格。因給予援助而傷害國際形象的原因是缺乏前期可行性研究。以為靠援助就能改善同別國的關系是樸素的觀念,這個想法缺乏專業性。

  財新記者:新冠疫情可能會如何影響2020年美國大選?

  閻學通:我只能說,疫情持續時間越長,死亡人數越多,對特朗普的競選越不利。但這不并意味他必然輸掉大選。對美國大選的影響因素很多,特別是在投票臨近時發生的事件影響特別大。因此我預測不了美國大選結果。

  財新記者:目前新冠疫情在發展中國家──包括在南亞和非洲仍在迅速擴散。如果未來發展中國家因為自身條件無法及時有效地控制疫情,會不會出現已經控制住疫情的國家和地區,與這些疫情遲遲無法收尾的發展中地區切斷往來的局面?

  閻學通:首先,貧困國家是否會出現大規模的疫情暴發,這是個醫學問題,我們沒法判斷。比如說印度,大家都認為印度人口密度這么大,應該會發生大規模感染,但目前我們沒有看到這種情況。再比如非洲,大家也都認為非洲應該會發生大規模感染,但到目前為止,當地疫情的發展還是比較慢。

  其次,是這些國家發生大規模疫情對全球的影響程度。顯然,發展中國家暴發疫情對世界的影響小于發達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小,因此發生大規模疾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較小。這次疫情期間,大家關注的也主要是發達國家。如果這次疫情都集中在非洲、拉美,還會有這么多的國際媒體報道嗎?人類的這種自私性,這種只關心自己、不關心別人的特點,在國際政治中體現得非常明顯。

  根據這種現實,我們可以推導,即使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暴發疫情,拉美、中東、非洲全都進行了封城,發達國家也可能不那么關心。東北亞、北美、歐洲三大市場加在一起占了世界的80%。疫情對世界的影響,很大程度取決于疫情發生在什么樣的地區和國家。

  財新記者:這次疫情期間,一些網絡輿論對外國抗疫作為的評說,似乎也給中國的外交工作帶來了一些牽制。今后的中國外交,應如何看待和面對網絡上的種種聲音和其影響?

  閻學通:從外交工作來講,我覺得有幾個最基本的原則。

  首先,外交是國家的行為,不是個人的行為,因此外交應是官方的行為。這就決定了所有的外交官說的每一句話,都不代表自己,只能代表國家。外交官說“這是我的個人看法”,但其政治身份決定了別國人一定把他說的話理解為他所代表的國家立場。因此在外交工作中,我們一定要首先分清,什么是官方,什么是民間。

  其次,我們必須明確,外交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如果一個行為、一個政策、一個表述未能維護國家利益,甚至傷害了國家利益,無論其動機有多好,都得承認這種作法不利于維護國家利益的目標。檢驗任何一種外交政策或行為是否正確、合理,都得依據結果來判斷?陀^上維護了國家利益,就是正確的?陀^上沒實現維護國家利益,這個政策就不可取。

  第三,外交工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其特殊的職業能力在于以理服人的能力。也就是有能力說服他人、有能力讓別人相信本國政策是合理的。外交官的職業是講外交風度的。周總理就非常在乎外交風度,這也是為何他逝世后獲得的國際評價之一是,“連他的敵手都尊重他”。沒有外交風度,是外交職業能力不強的表現。

  財新記者:近年來在西方流行的涉華輿論,使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所謂“信任赤字”顯得正在擴大。中國應如何看待這些尖銳的話語,怎么解決中國和西方之間的信任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對中國今后的發展又有多大的重要性?

  閻學通:“信任赤字”這個概念雖然很流行,但它是一個錯誤概念。信任最低只能是“零”,也就是全無信任。負值的信任是不存在的。與信任相反的概念是懷疑。

  我覺得西方對中國的懷疑聲音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第一,源于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當中國實力越來越強大時,西方會認為,“在最好的情況下,中國也只是成為一個和美國一樣的新霸權”,F在西方的輿論和媒體,到處拿放大鏡找中國的缺陷;當他們把所有的缺陷湊到一起時就會覺得,“中國可能在某些方面還沒有美國做得好”。此外,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他們可能還會擔心中國不如美國的政策會對他們自己產生直接的不利影響。

  其次,西方輿論對中國的懷疑,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在國際上的宣傳有關。比如說,我們說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們認為這是一句好話,是向世界承諾我們不會像美國和蘇聯那樣欺負別人;但在別國看來,事實上中國已是超級大國,綜合實力比別國強很多。“超級大國”是一個“是不是”的問題,而不是“做不做”的問題,它描述的是一個客觀事實,而不是主觀意愿。因此外國人聽到我們說“不做超級大國”的說法,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欺騙,對中國的猜疑反而會上升。

  一些媒體,把我國與歐洲抗疫效果差別歸結于政治制度不同。這種說法很容易激起歐洲疫情嚴重國家的人的不滿情緒。直接和變相批評他國政治制度都會引發或加劇意識形態沖突。

  財新記者:疫情后國際對華輿論風向的變化,以及全球各國對經濟預期的變化,會影響中國的外交行動嗎?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我們原本提出的倡議,比如一帶一路、中歐連通性平臺、推進中日韓自貿區等等,中國在規模、預期和時間表上,會不會做出一些收縮或調整?

  閻學通:我一向認為預測外國政府的戰略走向比預測中國的容易。中國政府會做什么決策,我預言不了。我只能說,隨著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主要是在網絡空間進行的,中國對外戰略的重點也應從道路建設轉向網絡建設。

  從一開始我就認為,在國外搞道路建設,成功的難度極其大。這就是為什么,很少有國際組織貸款修建跨國鐵路,因為兩個國家的鐵路政策是不同的。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跨國鐵路投資項目有收益的較少,虧損的很多,典型的就是坦贊鐵路。

  將地面上的道路建設作為一種戰略,某種程度上講符合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地緣戰略思想。那個時候,鐵路就是最主要的戰略運輸工具。地緣戰略強調的就是在地面上進行控制和擴張。等有了大規?者\能力之后,地面上的戰略競爭的重要性就相對弱了一點,爭奪空中優勢有了與地面戰略爭奪同等重要的意義。

  等有了太空技術之后,大國對地面道路交通的爭奪,就幾乎停頓了。從中國崛起的時代特殊性來看,現在是知識經濟的時代、數字技術創新的時代。地面道路交通不該成為戰略競爭的重點,重點應在網絡領域的競爭。

  財新記者:據您判斷,疫情前后由于沙特、俄羅斯博弈迭加全球封鎖、需求短缺引發的石油價格暴跌,這一非常態情勢會對地緣政治帶來中長期的影響,還是會較快調節過來?

  閻學通:我沒有做過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但從大趨勢來講,之所以出現今天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沙特有一個戰略判斷:即人類科技進步帶來的新能源,一定會取代石油。沙特正在進行的經濟多元化轉型改革,也是建立在這一判斷之上。

  就像如今人類對煤炭開采是有限的,不是因為沒有煤炭,而是因為石油、天然氣替代了煤炭。今后不用等石油枯竭,也一定會有新的能源替代石油,使石油的開采不那么有經濟合理性。技術進步,決定人類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增長會下降甚至減少。所以沙特的策略是,趁著人們還需要石油,趕緊把它變現。我想不僅沙特如此,俄羅斯、美國恐怕也都是這么想的。至于什么時候會發展到石油被取代的地步,目前無從判斷;但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講,新能源發展的速度一定會越來越快。

  財新記者:通過這次疫情,未來人類社會在應對類似的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全球性危機時,可以汲取的經驗和教訓有哪些?

  閻學通:歷史表明,人類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的能力很差,人類很容易忘記歷史教訓。如果人類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的能力強,就不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又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SARS疫情之后就不會發生現在的新冠疫情,文字獄也不會在中國歷史上重復發生。

  從幾千年的歷史看,人類的文明進步是比較慢的。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相比,國際政治的進步速度比國內政治還慢。這就是為什么國際政治的文明水平低于國內政治。

  如果人類能從此次疫情中汲取一點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的教訓,我認為有兩點值得汲。阂皇窃谧非蟀踩c財富時,要保持兩者之間的平衡,調整“要財不要命”的偏好。注意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的平衡,這利于減少非傳統安全危害的發生。二是在危害發生時要及時采取“安全優先”的政策,不要有僥幸心理,以為禍水不會殃及到自己。

  可能很多人認為,這次最主要的經驗教訓是在危機面前沒有進行全球國際合作。我不認為在下次非傳統安全危機發生時,各國就有進行全球合作的動力。因為在無政府的主權體系下,國家是依賴主權自行對抗非傳統安全危害的。我還是前面的邏輯,越是提倡的,就越是難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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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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