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因疫情模糊政府與市場關系

曹遠征 原創 | 2020-05-08 16:16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經濟 市場 疫情 

  2020年4月22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線上專題研討會通過網絡平臺順利召開,主題為“應對疫情沖擊與要素市場改革”,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曹遠征出席會議并發言。

  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討論要素市場化的問題非常重要,這關系到疫后重建和中國未來發展問題,我簡單談三點意見。

  第一,要素市場化在抗疫中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

  中國2019年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社會,如果2020年精準扶貧能夠實現的話,就基本消滅絕對貧困。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進入類似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日本的所謂1億總中流的狀態,這個時候整個社會需求就開始發生變化。以服務品消費為主的富足性消費開始取代以吃穿用為主的溫飽性消費,其中住房、汽車成為中等收入家庭的標準配置。據測算,中國大概年均收入1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是3100萬戶,按戶均三口人計算,大約是一億人口,人均3萬多美元。如果按人均收入2萬美元來統計的話,則目前已有將近3億人口達到這一水平,這個人口規模已經相當于美國了。在我國,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是排在第一位的,這與中國居民收入的變化高度相關。與此同時,從供給端看,中國的產業結構已經進入重化工業的后期階段。不僅研發在工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且物流配送、產品銷售及售后服務開始成為企業生存與競爭之道,生產性服務業開始引領產業變遷。

  由上,無論從需求端還是供給端觀察,中國正在步入后工業化社會,服務業開始成為主導產業。這兩個特點說明中國經濟社會已經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新時期要素市場化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及改革方式就與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回顧過去40年的市場化改革過程,可以看到,我們基本完成了商品市場化進程,大約97%的商品已經是市場定價。但是在要素市場改革方面,正如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的,第一范圍有限,第二體制機制尚未健全,第三價格傳導機制尚不順暢。這三點反映了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傳統生產要素市場化雖然已經進行相當長的時間,但深化不夠。這主要體現在與工業化相關的生產要素上,土地、勞動力、資本仍處于半市場化狀態,都有“雙軌并存”的現象,而在土地上更為明顯。二是未來以服務業為代表新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如技術、數據等市場化剛開始進行,有的甚至還未破題,這些要素市場化的供給因涉及到未來的發展,亟待建立新的體制機制。

  在抗疫中,明確要素市場化的方向,并切實推動改革深化,變得更為重要和緊迫了。由于抗疫過程中借助行政手段比較多,人們擔心一旦這些手段固化并體制化,全球會出現去市場化的趨勢,對中國來講更是如此。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舉國體制功不可沒,其中政府的行政管控發揮了很大作用。如果說要防疫常態化,是不是意味著行政管控常態化?換言之,市場化的改革取向是不是在疫后能夠得到重視,要素市場化能不能得到順利的推進,就變成了關鍵的問題。我們注意到,在中國的抗疫過程中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爭論多起來了,認識也出現了模糊,F在要特別注意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強調要“義無反顧,推動改革進入不可逆轉狀態”,F在改革40年了,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基本形成,但是疫情沖擊,它還是脆弱的,逆轉不是沒可能的。因此,凝聚共識十分重要。中央文件在這個時候頒布,十分及時。

  第二,要素市場化的推進方式在方向明確的情況下,下一步關鍵是改革行動。

  要素市場化方面,新的改革行動變得非常重要。十九大報告提出“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其中后三十年分二步走。第一步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第二步2050年全面實現現代化。國際經驗表明,現代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業或后工業所推動的城市化進程。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依然有發展的潛力。中國的城市化率依然不高,2019年僅為61%,而61%中間將近20%多的人口還是半城市化人口,是農民工。在抗疫的過程中,大家說消費下降很多,其實不如說是收入預期不好。過去三個月,居民收入下降幅度遠遠低于消費下降幅度,致使一季度人民幣存款增加了8.07萬億,同比增加1.76萬億。而在增加額,住戶儲蓄存款占比達80%。換言之,不是當下的收入不夠,而是擔心未來收入的不能穩定增長,從而不敢多花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穩定增長預期十分重要,為此要加快改革。

  首先是農民工市民化。相當大比例的農民工在城市有穩定的職業和穩定的收入,如果農民工市民化,可以在城市定居,他們的消費行為就會發生變化。我們算了算,農民收入大約70%來自城市,其中務工收入占比將近50%。但是由于沒有市民化,徘徊在城鄉之間,其在城市的消費僅占收入的30%,收入的70%會回農村去消費,主要用途是在宅基地上蓋房子。房子蓋的很漂亮,但卻沒有就業和收入機會,還得回城打工。于是形成了農民有財產,卻沒有財產性收入,農民工雖有收入,卻消費傾向低的畸形局面。如果說城市化不能順利推進,甚至在疫情的沖擊下可能出現逆城市化,農民工收入增長緩慢,收入預期不穩,將會影響內需擴大,影響經濟增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幾乎相當于美國人口規模的農民工市民化或成為抗疫和疫后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了。特別是像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等,城市帶正在發展,通過改革把農民工市民化鑲嵌進去,以釋放增長的潛力。

  從這個角度看,文件中提出的土地和勞動力兩方面的改革是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應大力推動。在勞動力方面,要實現跨區域的有序流動,不僅要解決當地,而且要解決異地戶籍準入問題,在一線大城市要落實積分制度。同時還要跟服務業發展相稱,建立以職業能力為標準的人力資源評價體系。在土地方面,文件提到除集體建設用地可以入市以外,也特別提到宅基地的改革。這兩項改革,尤其宅基地的改革十分重要。一旦破題,農民的財產就可以形成財產性收入,并與其在城市務工收入一道共同支持其家庭,包括購房、購車的支出。其實,以宅基地換城市住房是穩定收入預期及擴大消費的一個可行的途徑,應盡快機制化。

  從以往的經驗教訓看,要素市場化推進方式的幾項原則必須始終強調:

  一是,強調市場主體的地位,減少政府對要素的直接配置和直接干預,尤其是在土地市場上非常關鍵。能夠讓其他的供給主體平等進入市場是土地市場改革的先決條件。

  二是,對所有的要素應該完善價格形成機制。換言之,應該是市場競爭者形成價格而不是政府定價,即使政府定價也應該轉向規則定價而不是直接參與價格形成。換言之,政府主要作用是加強價格的監管和協調。

  三是,要完善交易的規則和服務,特別在技術和數據市場上,交易規則和服務是基礎。

  四是,中國社會也正在轉型,這一轉型可以定義為是由過去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社會正在轉向后工業化社會,是以服務為主導的。這個時候價值增值的基礎不僅僅取決于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技術進步成為第一生產力。因此以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政策是非常關鍵的,起著邊際引領作用。

  第三,深化與要素市場化相關的配套制度改革。

  這次疫情也給我們一個提醒,改革必須全面深化、配套進行。過去改革更多是涉及經濟領域,這次抗疫發現經濟和社會不能脫節,社會體制改革也得深化。中國這次抗疫取得階段性成功還不只是醫療衛生技術多么先進,最重要的是隔離,隔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社區。我在海南基層調研中發現,有兩類不同的社區,一類是居民小區,尤其是單位的家屬院,其隔離安排是行政化的。一切聽令于上級指示,被動安排,機械行事。相反,在社區相鄰的城中村,則呈現出積極應對的態勢,無論在宣傳教育,還是防疫消殺以及互相監督方面都好于行政化的社區。我的結論是城中村有村民自治,形成了有別于城市社區的基層治理機制。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社會體制改革也應該提上議程,這既包括公共衛生體制,也包括以社區建設為例的社會體制,以及跟此相關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等。換言之,如果說這次疫情是對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大考的話,涉及治理能力的體制基礎建設應一并納入改革議程,統一考慮。

  綜上所述,在當前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成就的條件下,面向疫情后經濟社會恢復,乃至重建提上日程,全面深化改革十分重要,建議在“十四五”期間以土地、勞動力為抓手,輔之以社會體制、公共衛生體制等相關的其他體制改革配套進行,才能把要素市場化做的更加完善、做的更加好。

個人簡介
經濟學博士,國家特殊津貼獲得者。 畢業于人民大學經濟系 現任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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