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種更好?中美德三國專家激辯抗疫模式

劉永謀 原創 | 2020-05-14 11:38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抗疫 

 

 

新冠疫情全球暴發,Zeit Online成為歐洲哲學家發表觀點的熱點媒體,德國哲學家、以提出“技性科學(technoscience)”理論著稱的阿爾弗雷德·諾德曼在該網站發表“我們可以通過創造力來戰勝新冠疫情”“你們都只想當一個個小點嗎”兩篇文章,提出以公民驅動(citizendriven)的科技治國模式來應對疫情的觀點。

 

科技治國的主旨是以科學原理和技術方法來運行社會,尤其強調科學地治理社會公共事務。

 

4月中旬開始,諾德曼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劉永謀和美國哲學家、SPT(技術哲學學會)首任主席卡爾·米切姆以郵件形式,對抗疫中不同的科技治國模式進行比較性討論。本報現刊登三人討論的核心觀點,本文由劉永謀譯成中文。



公民驅動的科技治國模式

阿爾弗雷德·諾德曼 | 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教授

 

 


中國和歐美應對疫情方式的主要不同在于:中國的目標是努力根除病毒,而歐美包括德國的目標僅僅是“讓曲線變平”,即努力控制病毒的傳染速度,避免不受控制的感染激增使得醫療系統崩潰。

西方人考慮的不是必須“趕走”病毒,而是與病毒共同生活,但它的沖擊應控制在公共醫療系統負載允許的范圍之內。

意大利的系統超載了,而德國控制得很好。疫苗研發需要很長時間,不能因此讓社會生活“停擺”。

德國抗疫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能在不“停擺”社會生活的情況下與病毒共存。

新冠肺炎全球暴發,讓我們處于“真實世界實驗”之中。

實驗通常在實驗室的封閉空間內進行,在受控的條件下實施有目的的干預。真實世界實驗發生在社會中,開始于意外的突發事件。

存在兩種不同態度:一種是把新冠肺炎當作“大號流感”來簡單對待,另一種是迅速執行以隔離為核心的科技治國措施。中國初期采取的嚴格隔離措施,在歐洲不可能完全復制。

德國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科技治國措施,同時努力維持默克爾總理所稱的“社會團結”。

然而,我們看到的科技治國模式都是“政府驅動”(government-driven)的,在歐美國家招致公眾不同程度的反對,人們擔心政府權力越界。

有沒有其他的可選方案呢?當今科技發達,社會技術長足發展,“公民驅動”的科技治國路線是可能實現的。

今日德國經濟實力雄厚,富有創造力,而且已數字化,民眾具備不少相關科學知識,人人均可嘗試發揮個人創造力來抗擊疫情。

尤其是可以通過“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的方式,大家分享、匯聚和改進抗疫知識,主動運用這些知識來應對病毒。

最近,德國政府征集抗疫辦法,48小時內超過28000名參與者提交了超過1500個想法,名為“我們對病毒”的黑客項目創建了新冠疫情追蹤程序。

很多德國人用“公民科學”知識來“自我”應對病毒,比如自制口罩、拉大餐桌距離、餐廳必須預訂,等等。

此類社會技術是公民自發創造和推廣的,需要民眾參與(常常運用信息和網絡技術)創造和實踐,而不是由政府強制施行,屬于相關科技知識的理性應用,并根據當地情況打上鮮明的地方性烙印。

公民驅動模式實現的不是默克爾式的“消極團結”,而是“積極團結”,鄰人們不是被完全宅在家里,而是謹慎地走出家門,保持必要距離地共同生活。

在公民驅動模式中,我們不再是人口技術中的統計數字,或者盲目而被動如氣體分子般雜亂運動的“小點”,而成為能動性被激發的、訓練有素的自我治理者,可以自主思考并且承擔責任。

政府驅動的科技治國模式

劉永謀 |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在一定階段,存在“根除病毒”和“拉平曲線”兩條應對路線。

長遠來看,中國也要與病毒“和平共處”。

但是,特效藥物和疫苗研發出來后,才能真正實現“不停滯公共生活的情況下與病毒共存”。

在這之前,如果出現大規模死亡、醫療系統崩潰、社會動蕩、極端勢力,能實現和平共存嗎?這樣的情況有可能在某些欠發達國家出現。

在某種意義上,抗疫只有一條路線:在特效藥和疫苗研發出來之前,最大限度減少病毒對社會的傷害,包括生命、經濟、心理和秩序等各方面的傷害。

各個國家根據不同國情,采取不同方法實現上述目標。隨著對病毒了解增多,各國不斷調整應對方法。

歐美有自己的國情: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盛行,很多人愿意自行擔責,不希望政府過多干涉;最近30年,反科學思潮在西方盛行,公眾不信任科學技術和專家;人民普遍儲蓄很少,對國家、政府和緊急狀態的不信任,等等。這些決定歐美政府無法采取理想中的嚴格隔離措施。

如何將科技治國與歐洲國情兼容?諾德曼提出科技治國的公民驅動模式值得關注。

有效實施諾德曼模式,需要國民具有很高的科學素養、教育水平和自治能力。

國民素質情況不同,實施效果不一樣。

在普遍科學素養有待提高的情況下,公眾必須要聽取專家意見,不能盲目行動。

作為疫情先發地,一開始對新病毒很無知,選擇2003年非典疫情類似應對模式很正常,將COVID-19視為類似SARS而非“大號流感”很自然。

政府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國傳統也有“人命關天”的觀點。

中國疫情應對成效有目共睹,也是根據國情作出選擇的結果。

在中國,科學和專家的位置較高,反科學思潮不流行。

在做決策前,政府對科學家意見給予足夠重視。不過,政府驅動的科技治國模式在中國取得成功,最關鍵的是社會隔離實施得好,這歸功于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

中國成功隔離湖北,全國階段性“停擺”,然后舉全國醫療資源幫助湖北。

政府驅動的技術治理模式顯然是更高效的,但也需要一些更周全的考量,如做好與社會社群間的溝通與協調、將科技手段置于社會監督之下、對專家進行倫理和責任教育,等等。

同其他國家一樣,手機追蹤、“健康碼”等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這并非什么新技術措施,疫情讓隱私權保護問題暴露得更明顯。

全球瘟疫必須要全球共同應對,關起門來“獨善其身”不可能。如果印度和非洲疫情大暴發,其他國家不應袖手旁觀,否則肯定會讓其他國家疫情死灰復燃。

沒有科技治國約束的反智模式

卡爾·米切姆  | 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大學教授

 

 

 

美國的疫情應對很難理解,尤其是特朗普總統的言行,很多人會覺得匪夷所思。雖然顯得極端,但他的反應并不很奇怪。

實際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美國社會的主流,得到了大約35%到45%的公眾支持率,這是比較高的。

要理解美國的疫情應對,就要了解它長期的反智傳統。

美國是數百年前躲避家鄉高壓統治的歐洲人“人為”創立的,由啟蒙思想家勉強將各殖民地拼湊在一起,立法保護白人的個人自由,卻拒絕給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隸同樣的權利。

立國者深知美國的脆弱,設計了一種由科技治國約束的美式民主制度:表達普通民眾訴求的眾議院,由精英制的參議院制衡,還要與貴族式選舉出來的美國總統競爭,再加上半獨立的司法機構,最后成為洛威爾描述的“一架先要自己動起來的機器”。

1828年,特朗普最喜歡的杰克遜總統當選,立國時的科技治國秩序開始被“磨損”,受到個人主義和拓荒者、牛仔文化所固有的反智主義的沖擊。

一開始,美國就想實現“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可至今沒有完全實現,內戰之后與外來移民的嫌隙使之雪上加霜。

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宣稱只有個人,社會只是一種附帶現象。

羅斯福“新政”緩和了對精英和專家的懷疑,但極端的反智主義和個人主義在美國依舊非常盛行。

美國人沒有從病毒手中保護社會的共識。

自由主義者保護的是行己所愿的個人權利。

持相反觀點的人也有,以科技知識支撐自己的立場,得到的支持和力量就很不夠——要知道,35%的美國人不相信進化論,僅25%的美國人承認氣候變化。非專業人士很難理解新科技的進展,這給美國人的政治生活帶來巨大挑戰。

不少美國民眾反對專家建議,抗議社交隔離和居家法令,要求重開經濟和公共生活,高呼革命年代的口號,比如“不要欺負我”“讓我自由,或者讓我死”,以及“我們有權決定如何保護自己。讓威權主義政府滾開”,等等。

專家容易輕視特朗普,但他是馬基雅維利式的大師,不需要專家實現效率,只需在推特上呼應上述要求——在推特上高喊“解放密歇根”“解放明尼蘇達”“解放弗吉尼亞”。

不少美國人迷信個人自由,這限制了公民驅動的科技治國措施在美國的施行。

自由主義在美國導致對專家和科學家共同體的懷疑。

一些美國科學家甚至被指責不忠叛國,不是真正的美國人。

因此,有的科學家不得不向落后低頭,以證明自己的“美國性”,但作用不大,有時候被搞得很感慨:“我們很忠誠,又有用,值得給我們增加研究經費”。

冠狀病毒研究要求加強科學家之間的國際合作,這會讓自詡為“真正美國人”的人覺得專家在聯合起來對付他們。

面對全球疫情暴發,我很懷疑是否真會有有效的國際或全球性合作和協作,尤其是發達國家是否會幫助不發達國家。

歐洲甚至不能相互幫助。而對于國內某些州幫助其他州的行動,一些美國人總是很矛盾,甚至比幫助臨近的其他美洲國家更矛盾,這種態度可以追溯到建國前13個殖民地之間的沖突。

即使對外援助的聯邦預算數量一直很少,其仍然遭到美國公眾的持續反對。

某種科技治國方面的全球性的協作和合作從未如此被需要過,但希望渺茫。

 

 

《中國科學報》 (2020-05-14 第5版 文化,原標題《疫情應對中的科技治國模式》)

個人簡介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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